《我的姐姐》该不该被骂?面对女性的困境,电影回避了真正的问题

于无声处听惊雷。清明期间《我的姐姐》高举“女性视角”旗帜来势汹汹,果不其然,一经播出便引发广泛热议。

从评分和票房来看,这无疑是部成功的商业电影。

这类着眼于社会热点议题的电影,天然拥有广泛的受众群体,也天然会受到广泛的舆论压力。电影中流露的价值观,往往决定了人们是否会对电影的其他方面一票否决。

清明播出的《我的姐姐》,堪称一部现实主义恐怖片。

电影的前半部分从家庭、社会、职场等多个角度展现了当代女性的困境和挣扎。女主人公安然出生于一个极度重男轻女的家庭,爸爸因此一直不喜欢她。脾气暴躁和有暴力倾向的爸爸造就了安然一个不幸的童年,也让她过早地形成了独立和反抗的性格。

长大后面对欺辱和伤害,安然更多的是愤怒而不是委屈。对于亲人和社会上的道德压迫,安然也有着超乎常人的勇气和智慧。到这里,一个深受重男轻女观念压迫的女性形象呼之欲出,让人对后来安然的反抗行为充满期待。

直到安然在父母墓前示弱和抗议他们的不公对待时,我才隐隐感觉不对味儿了。

“我要的,从来都不是房子。安然的抗争,很大部分是为了想在父母前证明自己,为了逃离家庭给自己生活带来的阴影,而不是为了梦想。

“你不爱我,不是因为我不够好。而弟弟的依赖、姑妈的谅解、舅舅的关爱,让她感受到了以前梦寐以求的东西——爱。影片最后,安然与自己和解了,穿上了很多年没有再穿的裙子;她也与世界和解了,亲口表露了对姑妈和舅舅的感激。

她再也没有不顾一切逃离成都的理由了,于是,决定不把弟弟交给领养家庭也就顺理成章了。众所周知,社会问题难就难在它错综复杂,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女权问题与许许多多社会问题往往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。

传统的家庭观念讲究“爱和牺牲”,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不是泾渭分明的。即使影片中男性无一例外都是无形中的受益者和女性苦难的制造者,他们也不应该受到“谴责”甚至是被“改变”,而应该主动去“谅解”。

许多人诟病结局,认为结局是种妥协,最后安然也成了现有价值观的维护者和“帮凶”。

有人反对说,安然是个勇敢的女孩,这是她独立自主的选择,拿“女权”来压迫她和之前的道德绑架有什么不同?

观众本来想看的是受到落后观念压迫的女性的自救,而到最后却成了女性与这个世界的和解。编剧的逻辑是合情合理的,只不过她采用了许多手法回避了观众想看的问题。试想,如果弟弟到最后不那么乖巧可爱,姑妈也没有善解人意,舅舅也根本上还是个市井无赖,那安然做何选择才是“对的”?而这恰恰是现实中被迫“扶弟”的女性面临的真正的问题。

从影片对现实的揭露、对角色的塑造来看,编剧和导演是能够共情的,并且也是有野心的,因此也赚足了眼泪和票房,只是对于一些问题的刻画还是不够新奇和大胆。全部归咎于编剧和导演未免有些言过其实,但这确实暴露了电影的局限,也就注定了它不会像《我不是药神》一样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,而只能停留于口头的争议上。其实不必纠结于结局,甚至也不必纠结于这部电影。

电影本质上是时代的产物,如此复杂的问题交给一部电影来解答也不切实际。当人们自己有了真正的答案,电影给出的答案还重要吗?文/他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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